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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暴下的同志爱,说不出的痛(图)

2015-12-2 15:47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720| 评论: 0

摘要: 在异性恋家庭中,女性遭到家暴常常会回娘家,从妇联甚至法律中寻求帮助,但对于性少数群体中的女性,特殊的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为人所知,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更隐蔽的庇护。   激烈的爱也伤得最深   “雪懿是 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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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异性恋家庭中,女性遭到家暴常常会回娘家,从妇联甚至法律中寻求帮助,但对于性少数群体中的女性,特殊的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为人所知,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更隐蔽的庇护。


  激烈的爱也伤得最深

  “雪懿是一个很鲜活的人。”在一直关注性少数派权益的北京同语组织负责人徐玢看来,生活永远在雪懿的掌控之中。但是,家暴超出了她的掌控范围。

  雪懿和在读大学的女友Kann第一次见面的时候,Kann差点跑了,因为没想到还有年龄这么大的同性恋者,像个长辈。在认识Kann之前,雪懿有过好几个女友,上一个是漂亮的钢管舞女郎,因为太闹腾所以分手,而再上一个女友,一直让雪懿和丈夫离婚,雪懿受不了,就分手了。雪懿觉得,我丈夫对你那么好,为何你还要我离婚?

  雪懿的丈夫一直都不管雪懿的同性恋倾向,觉得她不过是玩玩儿。一直到Kann出现,“她把我玩儿进去了”,雪懿说。

 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,雪懿的丈夫有时候会很生气,说:“你为什么对她那么好,在家你从来什么活都不干。”

  有一天,雪懿和Kann在房间里睡觉,丈夫突然开门进屋,把灯打开,拿着一杯酒坐在旁边开始喝。Kann生气了,准备拉着雪懿一起走,丈夫拦住二人,说:“你要出了这个门,你们俩就别想活了。”当天晚上谁也没走,但此后Kann再也不去雪懿家了。雪懿丈夫开始在网上调查Kann的家庭、学校和电话,打电话威胁Kann。

  那天雪懿和Kann在酒吧玩到凌晨准备回家时,雪懿丈夫出现在酒吧门口,想找Kann,被雪懿拦住。他拽住雪懿,殴打,把她拉上车。在拐弯处雪懿伺机逃跑,打开车门往下跳,但还是被丈夫逮了回去。再拐弯的时候,雪懿看到前面有一辆警车,又跳车,跑到警察跟前说,这个男人打她。

  在派出所里,雪懿并未告诉警察自己的同性恋情况,警察把事情当普通家暴处理结案。从派出所出来之后,雪懿的家人赶到,才知道雪懿的同性恋倾向。雪懿母亲对雪懿丈夫说:“她搞的是女的,还没搞男的,你就打她,你凭什么打她?”

  丈夫没收了雪懿的钱和车,雪懿去Kann那儿暂住,丈夫无法忍受,打算找Kann算账。雪懿对丈夫说:“她要是出事了,你永远见不到我。”

  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,丈夫离开北京,雪懿一分钱没拿就到Kann那儿去了,孩子跟着雪懿。

  “我跟他是一个年龄段的人,太难了,”Kann谈起跟自己年龄相仿的雪懿儿子的时候,始终难以接受,虽然雪懿发誓说对她最好,对儿子第二。

  但两人还是老因为这事打架,就像雪懿的上一段婚姻一样,对方不允许雪懿对其他人更好。雪懿一开始是那个被打的对象,雪懿说:“我不怕,打吧,打死我吧!”后来雪懿变成那个打人的对象,“只要你动手我就往死里打你”。

  雪懿受够了,她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苦。雪懿问Kann:“你这么爱我,什么都舍不得我受苦,为什么能动手打我呢?”

  徐玢说起雪懿的故事,有点像顾城,复杂又不幸。在家庭暴力被视为家内事的中国,雪懿所遭遇的暴力更为隐蔽。在徐玢和同伴所著的《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》中,将雪懿归类为已婚拉拉遭受异性伴侣暴力的情况,包括精神暴力、身体暴力和经济控制,“这是国际上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标准”,徐玢说。

  Kann在其中也受到威胁,因为对多元性别的不了解和不敏感,中国警方对此还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。而婚姻外遭到Kann暴力的时候,雪懿只能用以暴制暴的方法来回应愤怒。

  雪懿这类遭受丈夫暴力的,在拉拉群体中并不占大多数,最多的是遭受来自父母的暴力,统计数据是49.16%。在异性恋家庭中,女性遭到家暴常常会回娘家寻求帮助,但对于性少数群体的女性,即使自己的父母往往不能提供这样的帮助,反而会是施暴者。

  当同语在微博上看到宇轩的求助时,宇轩的女友小安已经被关进长春的精神病院。

  孤立无援的伤害

  2012年,18岁的小安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被父母打是在什么情况下了,但她记得,当母亲在贴吧里看到她出柜的帖子时,她遭到母亲的侮辱。小安所在的城市长春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,并不太接受同性恋,但这并不能阻止小安和女友宇轩的相识与相恋。伴随小安的同性恋爱而来的是父母的侮辱、殴打和监视。

  在准备高考的小安并没有太多时间和宇轩腻在一起,每天放学后的一个小时,宇轩到校门口接她然后送她回家,是她们难得的甜蜜时光。

  那天傍晚,宇轩在学校门口等小安,远远看到小安走过来,准备上前一把将她牵住时,小安的父母出现了,连同小安的三个姨娘。四个女人把宇轩围住,拳打脚踢使宇轩卧倒在地,小安上前劝阻,遭到父亲的殴打。

  路过的老师立刻报警,警察到场之后并没有进行协商,反而坚持让小安和父母回家,并指责小安和宇轩:“不好好的,搞什么同性恋。”

  接下来的几天,小安被父母软禁在家。小安尝试绝食,尝试不睡觉,以表达反抗,却遭到父母更严厉的打击。父亲将她捆起来,用毛巾塞住嘴巴,用电线抽打她;母亲用棍子殴打她。

  每一个家暴受害者都经历过伺机逃跑,小安从家里逃出来找到宇轩。父母报警称宇轩对小安施行非法禁锢,警察无奈将小安送到当地的妇联,妇联建议小安可以对父母进行上诉,但对于还是高三学生的小安来说,这是不知所措的办法。宇轩和小安父母几乎是同时赶到妇联的,双方在楼道上吵起来,小安在争执中滚下楼梯。

  宇轩不知道长春在2009年出台了一个《长春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》,里面把同性同居关系以及父母、子女等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纳入家暴干预范畴,长春市妇女权益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“本条例考虑到未来我市家庭关系的实际发展趋向。”但似乎妇联也不知道这个条例的存在,工作人员面对宇轩时说:“家暴这事我们管,但同性恋这事我们不管。”

  警察和妇联面对小安与宇轩时,俨然变成了法律条文下的空洞。

  宇轩开始在微博上求助,“为什么要这么对她,难道就因为我们俩都是女孩,我们俩是同性恋么?”深圳衡平的公益律师罗静看到求助后联系了她。

  第二天,宇轩接到小安的电话,父母要把她送到收治精神病患的长春市第六医院进行咨询。小安告诉了医生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以及遭到的暴力,两个小时过后,医生竟认为小安所说的家暴是幻觉,诊断小安患有“精神分裂症,伴有抑郁症前兆”。在小安父母的要求下,医生以“抑郁症”为病症将小安住院处理。

  医生一直没有告诉小安她究竟得了什么病,只是每天给她吃半片安眠药,也没有医护人员对她进行其他治疗。

  三天过后,是中秋节,母亲心疼女儿,把小安接出来,让她借住在亲戚家。中午时候,小安逃出来和宇轩见面,也见到了罗静律师,希望委托她帮自己维权。

  考虑到小安有过精神疾病诊断,委托效力极有可能被质疑,罗律师带小安到长春市公证处公证。但公证处看到协议内容,了解到小安刚从精神病院出院,拒绝为她公证,要求小安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,证明自己没有病。

  罗律师原本计划第二天带小安到吉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。但晚饭后,小安跟宇轩一同回她的住处,警察已经等候在楼下,小安父母称小安有精神疾病,作为她的监护人,要求警察将她送回家。

  从那以后,小安再也不能走出家门。她曾发短信告诉宇轩,家里加了几重锁,就是害怕她再次出去和宇轩见面。

  后来,小安电话再也无法接通。

  深圳衡平、长春的拉拉组织“右域拉拉”等机构曾和小安父母联系,希望调解父母和女儿的关系,劝父母接纳或者不干涉女儿,停止家庭暴力,恢复小安的学习和生活,并且为小安寻找心理咨询师,安抚这个事件给她带来的影响。

  但是,几天之后,小安父母的电话全部关机。

  此后的一天,小安再次出逃,只身来到沈阳,靠宇轩资助在沈阳生活了半年。小安父母上访,刚上任的长春市长委托刑警队调查这个案件,刑警队告诉小安父母,他们没有权力限制小安的自由,宇轩觉得这是第一次她们没有被歧视。

  “我就是觉得应该等她”,宇轩肯定地说。2014年,当同语再次和宇轩联系时,她已经和小安稳定地住在一起。父母并没有就此接受这一切,小安也还是不敢在父母面前提起宇轩的名字,但一切算是相安无事了。

  小安和宇轩是同语接触的众多遭受原生家庭暴力案例中的一个,在调查过程中,开放的热线常常会接到求助电话,同语的无力感来自于此,“那时候2008年,无论是妇联、警察还是同志社群,能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的帮助都很有限。拉拉也会因为自己身份的隐秘性,不太相信这些部门会对自己进行救助”,徐玢说。

  同语做过很多与拉拉相关的调查,关于身份认同的,关于性的,都是调查对象们热衷去谈论的话题,但面对家暴议题时,隐私和痛苦让调查对象难以敞开心扉,她们或许此刻正处于暴力过程中。

  调查的另一个阻碍是对暴力的不认知,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同语才对家庭暴力有了一次系统的学习。“那时候的同志社群,以及受访者对家暴都没有太多认识,当你被家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是因为对方太爱你了,这和异性恋的一些情况是一样的”,徐玢说。

  爱很自私

  晓文和女友阿木第一次吵架的时候,阿木的哭泣让晓文很伤心,她心疼到不知所措,并下定决心要更爱阿木。但在此后的一年里,晓文却越来越难以应对女友的激烈情绪和自虐。矛盾产生得越来越频繁,阿木开始更严重地伤害自己,打自己的头,用指甲挠墙……晓文感到深深的自责,却无处倾诉。

  父母在电话中感觉晓文情绪不对,一再追问,同学发现晓文常常精神恍惚,邻居也目睹过晓文和阿木打架,但晓文只敢在心里声嘶力竭,拉拉身份让爱和痛都更难被人所知,但这恰好为暴力提供了庇护。“我后来学了一些家暴知识,才知道暴力本身是控制,”晓文说,“我一再妥协,但她的控制是逐渐加强的。”

  事情发展到了晓文无法忍受的地步。有一次两人在街上争吵的时候,女友躺在地上哭起来,回家以后女友监视晓文的微博和QQ。晓文找到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倾诉,被女友发现后,大发雷霆。“我觉得施暴者在这个施暴过程当中是很怕受暴者跟外界有联系的”,晓文说。

  但在同志机构工作的朋友也没想到这会是暴力的一种,而是从心理学沟通的角度劝导晓文。“我觉得暴力的识别很重要,在你意识到是暴力之后,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”,晓文俨然变了一个人。

  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爱女友的,晓文决定分手的时候,只对女友充满怜悯和愧疚,但她清楚这或许只是她的“受暴妇女综合征”。分手之后的一年,晓文仍旧生活在女友的恐吓和骚扰中,社交网络上突然出现的名字和头像还是让她非常煎熬……

  2014年年底,国家层面第一次进行反家暴立法,徐玢在做的工作是参与民间建议稿的撰写,一定程度上希望国家层面因为她们的调查而将法律进行调整。

  早前的法律认为有恋爱、同居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,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,因而由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刑法》等法律调整。而同语的调查已经显示,在同性亲密关系中,暴力具有隐蔽性、反复性、长期性,同时是一种权力控制关系,与社会层面的暴力不一样。

  在徐玢看来,把同性亲密关系暴力写进法律,这部法律才具有现代意义。

  (南都周刊 实习记者 刘璐 北京报道 | 摄影 卢慧明 | 制图 李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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